从清朝“经济特元”到现代高校教授 袁嘉谷：跨时代的传奇

　　原标题：从清朝“经济特元”到现代高校教授 袁嘉谷 跨时代的传奇

　　编者按

　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云岭大地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云南人民勤劳勇敢，善良淳朴，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的一笔。近代以来，云南人民敢为人先，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。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奋进新征程，建功新时代，努力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温故而知新，重温惊心动魄的大事件，比学可亲可敬的老前辈，凝望泽被后世的大工程，展现丰富多彩的风物志……对于鼓舞斗志，努力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此，本报推出大型历史人文纪实报道“昆滇风云”，以“90后”记者的视角解读昆滇人文历史，并请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书法家杜建民先生题写了刊头。同时，我们诚邀广大读者积极参与，提供报道线索请拨打本报热线（0871）64100000，投稿请发电子邮箱ccwbwq@163.com并注明“昆滇风云”字样。

　　【一览其人】

　　袁嘉谷

　　袁嘉谷（1872—1937），字树五，号树圃，晚年自号屏山居士，云南石屏人。云南唯一的状元，被光绪皇帝称为“无双国士”。一代名儒、国学大师、诗人、书法家。

　　在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，有一座不大的四合院，两进二层，大门上有一块红底金字“经济特元”额悬挂门顶。在云南，无人不晓此4字之重量——这是科举史上云南唯一状元的至高荣耀。袁嘉谷先生潜心笃志的学习生涯却不止于此。

　　学海无涯不弃不馁 “经济特元”大魁天下

　　明清时期，石屏县有“五步三进士，对门两翰林”之说，被誉为“山川东迤无双境，文学南滇第一州”，读书在此蔚然成风。

　　1872年，袁嘉谷出生于石屏一个重视教育、家风温厚的家庭，自幼勤奋好学。他15岁通过童试，入县学；16岁成为秀才。

　　然而，袁嘉谷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。21岁时，袁嘉谷到昆明参加乡试不中，即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。因成绩优秀，第二年转入了昆明经正书院进行深造。1894年，袁嘉谷再度参加乡试，中了举人，名列第二。两年后，袁嘉谷来到北京参加会试，但并无结果。

　　时值列强入侵，国将不国。清政府为雪前耻而纳贤才，1901年设置经济特科。经济特科虽然也属于科举范畴，但又与传统科考不同，它不以八股见长，而是以经世济民、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，更注重学以致用。

　　1902年，云贵总督魏光焘推荐袁嘉谷应试。1903年，他至开封会试和入京殿试，其考卷以富国图强为立论，铺陈为文，见解精辟、文理流畅、书法工雅，深得考官赏识。榜发，31岁的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——自此大魁天下，是为“经济特元”，弥补了“云南不点状元”的遗憾。

　　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二次、经济特科一次，因此，袁嘉谷被赞为“国朝第三人”，民间称之为“独一无二的状元”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曾于仁寿殿两次召见袁嘉谷，并赞扬其“国士无双”。

　袁嘉谷故居匾额 红河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图

　　爱国为国守护珍宝 半生宦途清正廉洁

　　袁嘉谷先任京官，授职翰林院编修、协修，后赴日本考察学务、政务。而后，他带着从外面学到的新思想、新理念归国，任学部副提调、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，专管教科书的编写，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批新式教材，为中国新学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　　敦煌石室是我国的不世之宝，秘藏了千余年。不想1909年，法国人伯希和到敦煌掠去数千件国宝运往巴黎。其间，他带了部分敦煌文书到北京展览，盗宝之事才被传开。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的袁嘉谷闻讯大惊，与王国维、罗振玉前去查看后，立即告学部急电敦煌:“凡敦煌窟中一缣一字，均检送来京，不得再失。”清政府为此而撼动，开始重视，追回已运至陕西的数千册古籍，由学部收管。

　　同年，袁嘉谷升任浙江提学使。1911年，浙江发生水灾，袁嘉谷捐出八百两白银赈灾，并在杭州创办孤儿院。他兼任浙江布政使时，官库财物盈余，库吏告诉袁嘉谷，历任官吏都会将其据为己有，劝他照例。他答：“陋者规，匪陋者心，吾能以其陋规陋吾心乎？”

　　在朝为官期间，纵使时局混乱、清政府腐败无能，袁嘉谷依然力所能及地当一个爱国爱民、清廉正直的好官。我国以“星期”为“周”记的名称，也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成规。

　　袁嘉谷书法作品 石屏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图

　　心念故乡倾身奉献 支持办学不领薪水

　　袁嘉谷在外为官期间，一直牵挂家乡。1907年，云南大旱，袁嘉谷在京募得一万七千余两白银，如数汇回云南赈济灾民。

　　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。1912年，袁嘉谷携家眷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乡——云南。袁嘉谷先后被聘为云南省参议、云南盐运使、云南省政府顾问等职。但他志趣不在为官，而倾注于学术研究与云南文化教育事业。

　　在云南图书馆任职期间，他遍收云南地方文献，与李根源等人共同编纂《云南丛书》，初编收书152种，二编收书53种，又主编《滇文丛录》等，均是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袁嘉谷应云南通志馆的聘请，写成《云南大事记》一书，全书以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，记载了云南在1911年前共4000多年的史事。

　　1922年末，云南大学的前身——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成立，袁嘉谷被聘任为国文教授。建校初期，学校经费紧张，袁嘉谷不仅坚持不要工资，还把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积攒下的千元存款捐出，作为办学资金。直到1930年后，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，他才开始领薪。

　　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国家陷入危机，全民族抗战爆发。袁嘉谷忧愤成疾，卧床不起，病中仍着手《责倭寇》一文，然未能完成，即带着深沉的忧国之思与世长辞，终年66岁。